谢廷玉,清华人文学院哲学系2017级本科生、21级硕士、23级博士在读,2020年清华大学本科生特等奖学金，人文学院哲学系本科连续四年GPA第一，牛津大学全奖交换，人文学院学生会主席，获清华⼤学社会工作奖学⾦，优秀学生干部，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，获一二·九奖学金/综合优秀奖、人文学院院长奖学金（一等奖），获清华⼤学优秀毕业⽣、北京市优秀毕业⽣称号，光明日报发表文章《饭圈文化的哲学省思》，登上知乎热榜……华能信托2022、2023年度全球精英实习生。

在这个暑假，我又一次来到华能贵诚实习。早在一年前，我就曾在这里体验人事部门的工作，而此次，我来到业务部门开启一段崭新的旅程。

在下定决心开启这段旅程之前，我颇做了一番权衡。诚然，上一次的实习经历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——我遇到了专业的团队、体系化的培训课程和友好的同事们。然而，对于一个哲学专业的学生而言，业务部门的工作似乎与我的专业所学相去甚远。同时，我还面临许多看起来更加“对口”的选择，更肩负着不少的学习与科研任务。

然而，有这样几方面的考量让我最终选择了再次出发，来到华能贵诚：其一，我所从事的伦理学研究以人们的“伦理生活”为研究对象——换言之，它所研究的是人们在生活中形成的种种社会关系，并试图对其加以规范，以使得这种关系健康、恰当，有助于人们的充分发展和美好生活。而经济活动则是一种塑造社会关系的巨大力量：纵观伦理学史，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到英国的情感论者——如亚当·斯密和大卫·休谟，再到今人所熟知的马克思，他们无不强调经济生活与商业活动对伦理生活的塑造，哪怕是看似“不食人间烟火”的康德，也持有“商业交往将有助于人类和平相处”的信念。因此，我希望经由这扇窗口了解当代经济如何运转，又如何与人们的生活样态相关联。

其二，在硕士阶段，我曾在导师的指导下关注过“中国式现代化”这一命题。“中国式现代化”是一项异常宏伟，涉及社会各领域的宏大工程，而哲学学者则往往具有适合于对此加以考察的，“总体性”的视野。然而，这种“总体性”的视野仍需经由具体的知识来得到填充。因此，对经济和产业发展的了解便至关重要——如我们所知，经济的发展是“中国式现代化”中最为亮眼的成就之一，也构成其物质基底。因此，理解“中国式现代化”背后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的逻辑，并思考这一逻辑在当下的处境和命运，也是我所感兴趣的方向。

正是带着这样的问题，我再一次出发，来到信托六部。在这里，我加入了部门的半导体产业研究。最初，我对于自己能否在短短两个月内胜任这项陌生的工作感到担忧。然而，带教老师为我制定了循序渐进的“培养方案”：我的工作从整理会议纪要开始——从中既能了解到不同行业、企业的动态，也能领略不同分析师的分析思路；随后，我开始搭建信息收集体系，每周编纂半导体产业周报；基于对分析思路和前沿信息的双重把握，接下来的任务则是对此加以应用——即通过阅读招股书、研报形成自己的产业研究报告乃至对企业进行估值，这便要求我按照自己的思考清晰、整全地整理相关信息并做出判断。总的来说，这种从易到难的渐进式研究让我受益匪浅，也帮助我跨过了产业研究的基本“门槛”。

同时，大概是发现了我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逻辑颇为关注，带教老师非常贴心地分享了一系列“宏观研究框架”，以及与该话题相关的文章，还不时提及他本人对这一问题的理解。让我印象至为深刻的是一篇题为《全球发展漫长而缓慢的消亡》（The Long, Slow Death of Global Development）的长文。这篇文章详细分析了战后全球各地区谋求“发展”的主要模式及其得失，尤其探讨了当下全球发展所面临的困境。可以说，这篇文章触碰到了一个“现代性”研究中极为核心的问题——怎样的“发展”才可堪为“可大可久之道”——而这恰恰对接到了我的核心关切。

在这段“再出发”的旅程中，我的收获是多方面的：一方面，正如前文提到的，我跨过了产业研究的基本“门槛”，了解到了业界人士如何看待我所关心的问题。另一方面，我认识了许多让我钦佩的前辈和朋辈：我的带教老师博学而勤勉，真诚地热爱自己所从事的事业。他告诉我投资的“进阶”需要不断打破、重塑自我的知识体系、冲破重重关隘，在自我迭代中适应时代变迁——我想，这种勇猛精进，求新求变的精神在任何领域都弥足珍贵。部门里的其他前辈既各有特长，又富于生活情趣——其在工作中的高效自不必多言，而在日常接触中，我还了解到了（包括但不限于）中医养生、珠宝鉴赏、整理收纳等一系列生活中的小常识、小妙招。我所认识的实习生朋友们更是囊括了来自各个领域的青年才俊，他们的才华、风度与抱负都令我深为感佩。

最重要的是，我真切地触碰到了“产业”和“经济数据”背后的生活与社会关系：在深入研究部分龙头企业时，我发现中国式的“企业家精神”中不仅蕴含着韦伯所说的“新教伦理”，更隐伏着儒家式的“家国情怀”与“修身功夫”，几者之间如何相互作用与嵌合让我颇感兴趣；在分析半导体产业时，我看到了国家产业政策如何助推富有活力的市场和富于创新的企业，这让我反思政府—市场二分的传统范式。由此，我转而对“有效市场”和“有为政府”相结合的机制与“政府助推创新精神”的可能性产生更深的思考；我还见证了“盟固利”的新股神话——从中浮现的是现代化过程中“情感结构”的变迁——传统社会的小农经济易于塑造追求稳定、小富即安的心态；但在资本市场上，常见的却是一种马基雅维利式的，甘冒风险、希望凭勇气和理性驾驭命运的冒险精神——然而，这种精神又往往蕴含着矛盾：投机者们愿为牟利冒险，却又厌恶损失；强调勇气和果断，却又时常在需要决断时患得患失；试图保持理性和清醒，却又往往在“羊群效应”的裹挟下丧失最后的底线……资本市场俨然成为了折射出现代人精神光谱的“三棱镜”；最后，当我整理第一份周报时，恰逢中国经济“半年报”出炉。在带教老师的讲解和自己的亲手梳理之下，我第一次如此真切地感受到经济塑造社会的巨大力量——寥寥几组数据背后是无数人的悲喜和焦灼——因此，伦理的“规范”如要落实在生活与社会关系当中，经济的中介或是不可回避的。

最后，虽然身为唯物主义者，但我也常常感到生命的轨迹中充满了玄妙的巧合。这次实习是我在华能贵诚的“再出发”，也是在这段时间里，中国经济和半导体产业也进行着一次某种程度上的“再度出发”：在“土地财政”已越发拮据的当下，中国经济正坚定地走上一条崎岖但通往更广阔天地的转型之路；在波诡云谲的国际环境之中，半导体产业也正以“雄关漫道真如铁，而今迈步从头越”的姿态踏上了“长征”突围之路。从七月到九月，我有幸见证了其中的诸多重要时刻——某些时刻甚至可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。我深感自己的所思与所为虽然微小，但此刻却与中国的经济和产业同频共振。坦白说，在暑假前夕，我曾因让哲学系师兄师姐们深感不易的就业形势而焦虑。然而，正是这段实习中的见闻和由此获得的“共振”为我注入了隐隐的憧憬与信心：我相信，自己与中国的经济和产业都走在同一条道路上：途中虽布满荆棘，但头顶的星光依旧灿烂。